1970 年上半年，国务院决定北京农业大学搬迁陕北。当时农林部领导执行农大搬迁的命令，采取了如同调动部队那样的方式，要求搬迁雷厉风行、只争朝夕。在两三个月里农大几千教职工及家属全部迁走。农林部领导提出搬迁先搬人，搬人先搬家属，搬家属必迁户口，以绝后顾之忧的策略。无论老人、小孩，病号担架抬上火车，一齐迁往陕北。上千的家属在一无校舍、二无宿舍的条件下，安置在铜川 ─ 洛川 ─甘泉─延安一线绵延数百里的农村寄居。

　　“新校址”是一条四五十里长的窄山沟，宽不过二三里，窄不足一里。交通、水、电极为困难。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广大教职工发扬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学大寨“边治窝、边治坡”，自己动手建校，烧砖建窑洞，垦荒种地，克服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同时，大批教师组成教学小分队到农村蹲点，开展技术服务，搞科学研究，开始招收为数不多的学员。

　　在这个地方建校，一开始就遇到许多难以短期克服的实际困难。基建上不去，缺水，少电，交通极为不便。尽管当时学校主要负责人夸下海口：“就是要把地球打穿，打到美国去也要打出水来”，还要把清泉沟校舍建成陕北的“布达拉宫”。但主观愿望距现实十万八千里。 1972 年春，又遇地方病大流行（这里是克山病流行区），几十名教职工及家属被诊断患了克山病、大骨节病，数百人发现地方病症侯，严重威胁着教职工与家属的健康以至生命安全。虽然，采取过一些相应措施，还曾提出过变更校址的方案，但实际问题均无法根本解决。学校主要负责人叫人们“投亲靠友”、自谋生路。大批教职工及家属离开陕北到北京、涿县等地暂住，学校已处瘫痪状态。

　　农大进退维谷，好端端一所全国重点农业大学将毁于一旦。此时，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王震、王观澜到陕北视察，了解到农大的艰难处境。他们向周总理做了汇报。周总理指示：疫区不能办大学；也不赞成在延安杨家岭建农大校舍的方案，它将破坏延安风貌。经总理指示同意，国务院科教组于 1973 年发出了关于北京农大搬往河北涿县并改名华北农大的通知。

　　周总理的决策，挽救了北京农大，意义重大，影响深渊。 1976 年，迟群、毛远新在“朝农现场会”上借机批农大搬迁涿县为“右倾回潮”，实际上他们把罪恶的矛头指向周总理，掀起了一股反总理的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