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初，北京农大已开始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在这种热潮中，康生特别“关注”北京农大的状况。他于 7 月 1 日、 7 月 2 日、 7 月 6 日连续三次参观了北京市“红专跃进展览”，三次到农大展室参观并找农大师生谈话。

　　7 月 19 日，康生又专程到农大视察，听取了负责人汇报。视察中，他批评农大农场小麦产量低下，必须迅速改变学校生产的落后面貌。康生说：“农民将了一军，农学院的各种科学宝座、教授宝座都在动荡，发生了学校到底农民要不要的问题”。他还提出今后教授评级、学生评分要“以产定级”。亩产能达到 5000 斤的评为一级教授； 1000 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农大毕业生能搞到 5000 斤的可评特优， 2000 斤为 2 分， 1000 斤 1 分。

　　农大党委听了康生的批评后，立即积极行动，提出“苦战”两个月改变农大面貌的口号，组织“火箭突击队”抓农业生产。

　　这一时期，康生在全国各地视察一些学校后，得出结论是：看到的全国高校中以北京农大等三所农林院校最为落后。于是，康生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当即作了指示。 8 月 1 日，农业部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北京农大全校要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一年。 8 月中旬，北戴河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做出《关于改进农、林大专院校教育的指示》。指示全国农林院校都要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并做出“所有现在大、中城市举办的农、林大专院校，一律迁往农村或林区举办”的决定。毛泽东主席于当年 8 月 27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中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 ? 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

　　农大落后主要的表现是什么 ? 康生认为农大农场生产远远落后于农民，于是产生了农大还要不要，农大的牌子挂在哪里的问题。这一估量成了农大必须下放农村改造的主要原因。这一点，陈伯达于 1958 年 10 月间到河南遂平农大下放点与蔡旭等一次谈话中说得十分明白，他说：“过去一年中假如说是农业科学家和农民竞赛的话，科学家大大失败了，产量不及农民的高，输了，所以你们才会下来；如果产量比农民的高，是不会下来的”。陈伯达还将了蔡旭教授一军，要他种一块试验田与农民竞赛。

　　诚然，当时刚开办不久的农大农场、实验站的生产不能说已经是很先进的，且与浮夸风中冒出来的高产“卫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农大农场、实验站连年大幅度增产，几年里育成并推广的小麦、玉米新品种贡献于农业生产也是不争的事实。康生贬低科学、贬低科学家的作用，不实的汇报，酿成一桩历史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