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的一次关于遗传学问题的争论发生在延安。

　　1941 年 6 月 20 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三卷一期上发表了乐天宇文章，题为《遗传正确应用之商讨》。该文是在我国宣传米丘林遗传学观点，批判摩尔根遗传学说第一篇重要文章。乐文阐述了自己关于遗传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观点。如在论述环境与遗传性的关系时，他认为环境“是形成新种的主要势力，因此在不同的环境中，便有不同的物种产生”。这正是米丘林学派的基本论点之一。乐文还贬低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理论及其在育种实践中的成就。

　　乐文发表后，恰好延安开展了一场关于延安自然科学院教育方针的讨论。 1941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 1942 年 7 月 《解放日报》刊登了乐天宇《读（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文章，并加了按语希望展开讨论。乐文对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与现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批评。他认为自然科学院教育上存在重理论、轻实践，有“经院主义”的弊端。

　　1942 年 9 月，自然科学院教师、预科班主任康迪在《解放日报》发表《对乐天宇同志（读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之商榷》一文。康文对乐文某些观点提出质疑，特别针对 1941 年乐文写了一段关于遗传学问题的看法，与乐文可谓针锋相对。康说；“直到现在，研究作物育种的人，还得要知道孟德尔的发现和理论，也可以说没有孟德尔的杂交理论，就不会有今天农业上作物改良的进步，尤其在美国的育种工作上的成绩，与美国遗传学之发达有密切联系。如果没有毛根（摩尔根）氏在遗传上发现……的话，美国的改良种子，就未必有这样的成绩。”

　　在这次大讨论中，还有其他科学家参加。

　　如果说乐天宇 1941 年《遗传正确应用之商讨》是第一篇批判摩尔根遗传学说的文章的话，康迪文章则可以认为是摩尔根遗传学与米丘林遗传学不同观点第一次交锋。

　　解放后，乐天宇于 1949 年 8 月 4 日在新华广播电台发表演讲时说；“ 1941 年延安刊物之一《中国文化》发表了一篇文章 《遗传正确应用之应用》之后，在解放区的各地区，已经再没有莫尔干穴摩尔根雪等唯心主义学派的技术实设”。

　　其实，延安的大辩论，从最后《解放日报》对讨论的总结中可以看出，乐的观点未必为大多数科学工作者所接受。由于政治与历史原因，后来，尤其在建国初期，米丘林遗传学说曾风行一时，摩尔根遗传学在我国遭受严重摧残，我国遗传学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人们已经淡忘了发生在延安时期一场十分重要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