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 20 年代初，北京曾爆发了大规模的索薪斗争。由于连年内战，用于教育的经费极少，北洋政府竟养不起几所“国立”的大学。各校经济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教育已岌岌可危。学校得不到应有的经费，教师得不到应发的薪金，酿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教潮、学潮，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索薪斗争。教职工罢工，学生罢课，校长辞职，甚至学校关门，伙房停开，闹得全市、全国不得安宁。

　　1920 年起，北洋政府开始拖欠教员的薪金，到年底已有 4 个月不发分文，由此酿成大规模的长期的索薪斗争。

　　1921 年组成了北京各校“教联会”，马叙伦为首任主席（李大钊、农大教师尹炎武都先后任过主席），同时组成八校校长的校长团，并力进行索薪斗争。

　　1921 － 1922 年，教联会、校长团以及学生会组织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索薪斗争活动。多次到国务院，教育部请愿，发生了多次重大的不愉快事件，甚至流血事件。 1921 年的“六三事件”，八校校长到新华门国务院请愿，求见大总统黎元洪，不但被拒见，还遭卫兵殴打。马叙伦、李大钊等代表受伤，马住医院，此事震惊中外。 1922 年端午节，八校校长（农大校长为吴宗芽）与教联会代表百余人带着行李到部机关坐索欠薪。 1923 年 1 月，教育总长彭某施展高压，军警野蛮打伤代表……

　　屡发种种严重事件，矛盾日益激化，斗争也愈益尖锐，但薪水还是不发，激发了八校校长联名递呈辞职，一年里五上辞呈。

　　欠薪与欠经费的局面拖了几年之久。 1923 年底已有 10 个月经费不发分文， 1924 年底积欠又增至 12 个月之多，到了 1926 年底欠帐多达 1 年 5 个月之久。当年各校每月只能领到应发经费的一二成，最多也不过四五成。这种窘境直到北洋政府垮台，方现转机。

　　在北京各校中，农大困难尤甚。 1921 － 1927 年，校长走马灯似的更迭，七年里换了十次校长，时任校长最感头痛的事是经费拮据。农大在困境中挣扎，师生员工枵腹度日，曾几度停课乃至关门。 1923 年，农大校门口的小饭馆一向为师生备餐，曾因教职员、学生久欠饭费，不得不发出最后通牒：“凡就餐者，三日内若不交欠款，将不再供应膳食。”阅览室因没钱买灯油，晚间只好关闭。农大所处尴尬境地可见一斑。

　　枵腹度日只能一时，日久谁也受不了，有些教师无奈地离开农大，另谋生路。梁希教授等都曾作为教师代表到处奔走呼号，到国务院请愿索薪，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忍痛离开北京。 1921 年，孙中山、陈独秀等也都为挽救北京高校而努力。孙中山给北京教师联合会电报，吁请教师自无力维持时“相率南下”，以维生计。

　　枵腹度日的年月是北京高等教育史上黯淡的一页。